诸多古籍中，都留存着象牙作为镇灾之物的珍贵记载。《周礼·秋官·壶涿氏》记载：“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枯（榆木）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这清晰地表明，在当时的认知中，将象牙与特定物品以特殊方式捆绑后在午时沉入水或地中，便能够震慑水神，驱散洪水精怪，让汹涌的洪水退去，让深渊化为高地，实现治水镇灾的宏大目标。
三星堆出土象牙（来自网络）
在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里，象牙被赋予了更为神奇的力量——撑起天地、锁住地震魔鱼。这一记载从侧面深刻反映出，在华夏上古丰富多元的文化体系里，象牙与对抗灾害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是一种器物，更成为了先民们对抗自然灾难的精神寄托。
展开剩余82%《阿基的先基》（来自网络）
除了上述记载，在《异物志》中，也有着关于大象与镇灾相关的隐晦线索。书中描述大象体型庞大、力量惊人，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大象牙镇灾，但结合当时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对动物神力的想象，不难推测，拥有巨大象牙的大象在人们心中是具备神秘力量的，而象牙作为大象身上最为独特且珍贵的部分，极有可能被赋予了镇伏灾害的神圣使命。
大象（来自网络）
三星堆遗址所在地龙门山脉，自古以来便是地震、水灾频发之地，笔者曾推论过三星堆湮灭的原因是地震和水灾导致的结果，三星堆掩埋坑实质上可能是灾后祭奠坑。因此才会看到象牙作为镇灾法器大规模规律摆放的场景。也就是说，象牙在这里出现不是为了“压胜”前朝，而是为了镇灾。
三星堆出土象牙（来自网络）
其实，象牙的神圣性远不止于镇灾，它更是华夏上古最高级别的祭祀用品与权力象征。《礼记·明堂位》明确记载，在周天子于明堂举行的国家级祭祀中，使用“象俎”（象牙装饰的礼器）与玉豆等最高规格礼器并列，可见其礼仪地位之尊崇。《诗经·鲁颂·泮水》亦云“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将象牙与龟甲、青铜并列，作为南方部族进献的核心贡品，这些物资正是铸造礼器、祭祀神明的重要资源。而《韩非子·喻老》中商纣王使用“象箸”（象牙筷子）的记载，虽为训诫奢靡，却也反证了象牙器皿为最高权力阶层所专属。
濛溪河遗址动物化石（来自网络）
这一切都表明，象牙在华夏文化体系中，早已超越寻常宝物，成为沟通人神、彰显王权的神圣媒介，其用于镇灾，正是这种至高神圣性的终极体现。以上文献均描述的是华夏上古先秦时期最高祭祀涉及大象象牙的内容，而从考古实证来说，三星堆、金沙无疑更符合是汇集四方象牙贡品的最高政权中心所在地。
金沙遗址出土象牙（来自网络）
蜀地，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在历史的深处曾是大象悠然栖息的家园。《蜀都赋》中，对蜀地的繁华与丰富物产有着精妙描绘，其中便提及“孔翠群翔，犀象竞驰”，生动展现了蜀地大象与孔雀、犀牛等一同自在生活的和谐场景，为蜀地多象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献证据。此外，《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岷山“其兽多犀、象”，也明确指出古代蜀地的岷山一带是犀牛和大象的重要产地。从考古发掘来看，四川地区的一些古生物化石遗址中，陆续发现了大象的骨骼化石，这些来自远古的实物遗存，更是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蜀地在历史上曾是大象的主要栖息地。
四川广元剑齿象臼齿图片（来自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川广元剑齿象臼齿图片（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由于蜀地多象，为象牙的获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成都平原河流水患频发，古蜀地人深受其苦。基于象牙在华夏上古文化中兼具至尊礼器与超凡法器的双重神圣地位，古蜀人满怀敬畏与期望，认为象牙拥有镇杀“水中精怪”的超凡神力。于是，他们庄重地将大量象牙与榆木捆绑后沉入河中，虔诚祈求洪水退去，生活重归安宁。这一行为，并非简单的局部民俗，而是对中原王朝最高等级祭祀与巫术礼仪的深刻实践，其耗费巨大，绝非一般族群所能承担，强烈暗示了古蜀当地政权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度统一的神权信仰体系。
古蜀人使用象牙榆木的祭祀场景想象图（来自AI）
从象牙作为华夏上古治水镇灾的关键器物与至尊礼器，到蜀地多象的详实证据，再到古蜀人借助象牙治水镇灾的生动实践，这一切都深刻且清晰地反映出三星堆、金沙文化与华夏上古文化之间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绝非仅仅停留在物品层面，更是文化观念、精神信仰上的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由此可见，三星堆、金沙文化绝不是孤立于华夏文明之外的存在，它们是华夏文明参天巨树上最为繁茂、独特的枝丫，共同绘就了华夏文明多元丰富、绚丽多姿的壮美画卷，见证着华夏先民在与自然的不懈抗争中，智慧的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在华夏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一无二、永恒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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